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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论王安石变法 (作者 和田玉)  

2009-09-26 21:26:50|  分类: 学术研讨与交流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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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石变法   (作者 和田玉) - 静水深流  -

   

    


           论王安石变法

            ( 作者  和田玉)

 

               王安石(1021—1086),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在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1069—1085)进行的政治改革,不仅是宋代历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重大事件之一。

             王安石变法的根本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矛盾尖锐,造成国防危机。

            北宋建国后,多次对外用兵,先是对南方几个独立的小国,然后对辽,但结果败于辽军之下。当时,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也发展起来,与辽军共同攻北宋,北宋王朝虽然对这支日益强大的势力施加了压力,进行了经济封锁,发动了军事进攻,但是结果都没有成功。

              1004年,辽军又一次大举进攻北宋,由于宋王朝皇帝无心抵抗,双方在澶渊(chan,yuan 古地名,在今河南省濮阳县西南)订立了“澶渊之盟”,宋每年给辽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的所谓“岁贡”。盟约订立后,北宋王朝惟恐契丹族再借故挑衅,对北方边境的守军连训练都不敢进行,营垒的防御工事都不敢修茸了。这种甘心示弱的行经,说明北宋王朝在军事上制造一个积弱的局面,而它从此就陷入了一个积弱的困境。

            西北地区的党项族,看到北宋的如此无能,也时常对北宋进行军事威胁。在1044年,北宋又与西夏订立和约,北宋每年给西夏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以换取西北边境的苟安之局。由于北宋的边防空虚,辽与西夏还不断的对北宋进行边境的军事骚扰,使民族矛盾不断激化,造成北宋的国防危机。

            二、北宋的财政发生了严重的危机。

            首先是庞大的军费开支。北宋建国后,军队只有二十万人,到建国九十年的皇佑六年,(1049年),就已经增多到一百四十多万人了。当时养一个禁军要花钱五十千,厢军三十千,而禁军还有这样那样的特支和赏赐之类。由此可见,养兵费用之浩大,是造成北宋中叶财政上“积贫”的重要因素之一。

           北宋不仅冗军(rong,jun),而且冗官。为了加强社会统治,扩大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吸收地主阶级参加政府工作,这就形成了臃肿的官僚机构,冗官极多,到1069年,官吏“十倍于国初”。北宋的官吏不仅数量大,而且待遇优厚,不仅有俸钱,而且有许多额外赏赐,形成了庞大的官俸开支。另外,北宋每年还要给辽和西夏几十万两、匹的银绢,造成了北宋的财政危机,每年的收入还不够支出。

             三、阶级矛盾尖锐。

           从北宋王朝建立起,最高统治者就把如何防范镇压农民反抗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北宋政府逼迫劳动人民当兵,连年征战。北宋王朝把武装力量侧重于镇压人民身上了,兴师用兵之费都加在人民身上,全部成了北宋納税户的固定负担,促使阶级矛盾日益加深。

            另外,北宋王朝对豪强劣绅采取了“不抑兼并、田制不立”政策,在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后,土地兼并更加严重。北宋的大批官吏地主还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应纳税的地主也想出种种办法隐瞒土地实际赋税遥役都落在了中小地主身上,而中小地主再通过加重地租、放高利贷转嫁到农民身上,这时的客户、半自耕农、自耕农受着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的双层压迫。因为他们对地主阶级及其封建政权充满了仇恨。从宋仁宗中期,就有小股的农民起义爆发,到庆历四年,出现了人民武装“处处蜂起,一年多一年,一伙强似一伙”的革命斗争形式,这就使得北宋统治者极为恐慌,他们认识到北宋王朝已面临着危机四伏的形式,必须改革政治来挽救这一危机,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以范仲淹等人的改革活动,结果都失败了,在此以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加深。官僚士大夫阶层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想找出挽救危机的途径,在这种形式下,王安石于1059年写给皇帝赵祯一封《言事书》,并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任何反应。到1067年赵顼即位后,急欲改变北宋王朝穷困屈辱的现实处境,于是,把王安石召入政府,由翰林学士而参加政事。从此,王安石开始了他的变法革新工作。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及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        (富国)

                 2.军政方面的改革               (强兵)

                 3.教育方面的改革               (育才)

 

               1067年,宋神宗即位,决心变法。1068年,王安石被召到开封,主持变法工作。1069年春天,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订新法。下面对内容进行分析如下:

             (一)  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     (富国)

              在这方面,主要内容是:

              1.青苗法 (熙宁二年九月)

              各地方政府每年两次举行放款,听民户自愿请贷。第一等户每次所贷不得超过十五贯,第五等户和客户每户不得超过一贯半,借贷期限为半年,出息二分。当时民间的利息很高,一年以五分为常,甚至有超过两倍到三倍的。此法旨在抑制兼并之家的高利盘剥,对青黄不接的农民(主要是自耕农),暂救燃眉之急。

              2.农田水利法 (农田利害条约)  (熙宁二年十一月)

              农田水利法,或者称农田利害条约,发布于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这项法令是国家政权为发展农业生产制订的具体措施。规定各地兴修水利工程,其工料由当地居民照户等高下分派。凡单靠民力不能兴修的,其不足部分可向政府贷款,取息一分。一州一县不能胜任的,可以联合若干州县共同负责。在法令颁布之后的七个年头,全国兴修的水利工程达一万多处,灌溉了民田三十六万多顷和官田近两千顷,。特别是今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沿河流域地区大兴淤田,使盐碱地、沙渍荒地,成为肥沃土地。这些措施,对于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3. 募役法 (熙宁四年十月)

            把原来按照主户户等轮充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募役的费用,由管辖区内的主户按照户等高下分担。原来有差役负担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做“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官户、寺观户及女户、单丁户、未成丁户,也都将按户等出“助役钱”,其数目比免役钱减半。后来,官户又减到四分之一。这样,可以使很多农村居民免除苛刻的差役,使农业生产得到较多的劳力。

             4.市易法 (熙宁五年三月)

             由政府拨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商贩向“市易务”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某种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这个新法,后来又在杭州、成都、广州、扬州及其他一些城市中实行。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的利润,增加国库收入。市易二年,收钱息九十六万缗(min,古代串钱用的绳子;量词,用于成串的铜钱,每串一千文;例:钱三百缗)。王安石说:“近京师大姓多止(停止)开质库(放高利贷的商行),市易催兼并之效的可见。”

           市易法的推行打击了同贵族、官僚有密切联系的大商人的利益,因而引起了保守派的激烈反对,并且由此促成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熙宁七年)和变法内部的分裂。

             5. 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

             为了保证国家财政的收入,需要解决土地税负担不均的问题,因此,实行清丈土地。清丈后,将田地的亩数、主人的姓名、土质肥瘠等级登记上册,并按照土质好坏分为五等,均定税额高低。在清丈过的地区,原来象政府纳税的自耕农,多少减轻了一些负担。这项法令对丈量隐瞒田地的豪强地主不利,遭到他们的反对,因此,丈量工作进展很慢,仅仅在华北平原和关中盆地的五路地区进行过,以后便停顿下来了。

               二、 军政方面的改革   (强兵)

              1. 置将法  (熙宁三年十二月)

             针对更戌法造成的“兵不知将,将练其士”。当时称为“置将”(将:是当时军队编制的一种单位,一将有三千人上下)。此法范仲淹在陕北整顿州兵时曾实施过,王安石也是先在北方和西北边区推行的。置将法的推行,加强了北宋的边防力量。

             2.  保甲法 (熙宁三年十二月)

            把农村户民加以编制,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地主阶级中有“材勇”的人充当保长、大保长和都保证,加强地主阶级对农村的统治权。规定在农闲时集合保丁,练习武艺,每一大保必须于夜间轮派保丁,值班巡查,以防止农民进行反抗活动。王安石说:“保甲之法成,则寇乱息而威势强矣”。一语道破了变法的阶级实质。

                (三)教育方面的改革     (育才)

             在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是《三经新义》的编纂和颁行。自从新法开始颁行以来,许多元老重臣和所谓清流名士纷起反对。在朝的“谤议沸腾”,在外任的百方阻挠。谏官纯仁指责王安石“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柯”。以王安石为首变法派,为了剥夺保守派对儒家学说的垄断权,决定对,《诗》、《书》、《周礼》三部古典籍重新加以注释,统称《三经新义》,以此为变法制造理论根据。

    《三经新义》于熙宁八年颁行以后,太学和州县学校用它作为主要的教材,科举用它作为应试的标准,在五十多年时间里,几乎支配了整个文化教育部门。

 

    王安石的变法,在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积贫”“积弱”的局势。但由于变法触动了北宋官僚豪绅大地主集团的既得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对和攻击。后来又加上变法内容的纷争,1076年(熙宁九年),王安石第二次辞去相位,不再参与国事。此后,宋神宗为了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在新法中进一步削减抑制豪强兼并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只重视扩大税源和加强各项军事措施,企图求得对辽、夏战争的胜利。由于两次对西夏战争的失败,宋神宗于1085年忧忿而死。

   宋神宗死后,他的年方十岁的幼子哲宗即位,哲宗的祖母高太后起用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完全被废掉,变法派人物被斥逐流放。早已退居金陵的王安石抱恨而死。

   哲宗亲政后,重新起用变法派章犉、曽布为相,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更加激烈,新法只成为他们进行派系倾轧,扩大自己权势的一种工具。至此,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完全失败了。

 

     王安石变法的作用、影响及其评价:

        

      延续了十六年之久的王安石变法,给北宋专制主义封建统治、当时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以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首先,从它对北宋专制主义封建统治的作用影响来看。在官僚制度和行政机构的变更中,有的机构撤销了,有的机构增设了,祠禄之制扩大了,低级官员和吏胥的俸禄增加或给予了。所有这些都旨在保证而且实际上也基本保证了新法的执行,但这样的保证不能不充分表明:宋专制主义通过这种变更来加强自己的统治。而在各项新法推行和官员选拔制度方面,变法派广泛地向地主阶级特别是其下层当中,以及向商人、农民中,搜集网罗一些支持变法的人的改革,既有效地加强了西北和北部的边防,又镇压住了各地农民的暴动,更加显著地加强和巩固了宋专制封建统治。

    政治军事方面的某些改革对北宋国家财政的整顿是有利的。但最主要的是由于实施了若干有关财政经济政策,扩大了税收来源,才从根本上扭转了国家财政的困难局面。

    理财和整军,是王安石变法当中所要解决的两个重大课题。其主旨就是通过这两个课题的解决,达到“富国”和“强兵”,改变百年来宋朝封建国家“积贫”和“积弱”的局面。情况表明,“富国强兵”的目的基本上是达到了。而“富国强兵”目的之达到,也就使北宋封建专制统治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前此飘摇动荡的状态,从而得到了稳定和巩固。因之,王安石变法给北宋封建专制统治下了一剂续命汤,维护了地主阶级的广泛利益。在指出这个最本质的和主流的方面的同时,还应该指出,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和辽夏的关系中,北宋封建国家常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广大人民特别是边境居民出于安居乐业的愿望,迫切要求有所改变。因之,王安石变法中的积贮力量、加强边防的措施,就适应了广大人民的要求,“富国强兵”的部分实质,就同人民的利益绾在了一起,因而应该肯定下来。

     熙宁、元丰年间,仓库中积聚起来的丰富的物质,自然是从劳动人民身上剥削来的。但是,在剥削的方法和程度上,变法派同前一时期的当权者集团是有所不同的。改革给予各个阶级、各个阶层以不同的影响。

    大地主阶层在这次改革中受到压制,很不得利:青苗法的实施,他们的高利贷活动遭到不小的限制;募役法的推行,他们就不得不按自己的产业付出一笔可观的免役钱;局部地区实施的方田均税法,又使这些地区的大地主按自己的田亩交纳相应的田赋。大商人同大地主一样,也极不得利:募役法使他们垄断市场“较固取利”的活动受到严格限制;国家专利事业的控制和加强,使他们失去在这方面的不少利润。出身大地主、大商人或同他们有密切经济联系的官员以及贵戚权势,也因此受到限制,极不得利。总之,这次改革虽然没有触动大地主、大商人和部分官员、贵戚权势的根本利益,即他们还能占有大片产业,但在他们扩展自己的经济力量的道路上,却遇到了一层层的障碍。

    中等地主在这次改革中并无所失。在抵制住大地主、大商人和品官形成这个兼并势力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地位从以前某种程度上的动摇转向稳定。小地主在这次改革中获利最多。在北宋专制统治力量加强的情况下,封建秩序安定下来了,这就减轻了农民革命风暴对农村中的小地主的威胁。使他们感觉苦痛的差役法被废除了,使他们感觉压力颇大的兼并力量也受到限制了,这就有力地稳定了他们的经济地位。特别重要的是,只要他们有些传统的封建文化的教养,支持(即使在口头上支持)这次改革,他们就有可能被变法派拉倒政治舞台上,扮演不同的角色。利用这一机缘,这类小地主分子就能凭借着政治力量,使自己的经济力量有所发展。因之,这次改革稳定了这个阶层的经济地位,并且使其中一部分的政治、经济地位,获得发展和上升的机会。

    改革对于地主和大商人所发生的影响和作用,大致就是这样。

    这次改革,对于农民各阶层也发生了不同的影响。利息为百分之四十的青苗贷款代替了“倍称之息”的高利贷,就减轻了一般自耕农经常碰到的破产失业的威胁。尤其是劳役制的残余进一步的缩小,给一般自耕农特别是其中的上层农民带来较为有利的条件:他们不再由于差役法的扰害而遭受家破人亡的苦难,有更多的力量投入生产。方田均税法和其他措施,也不同程度上减轻了自耕农民的负担,并给以垦辟荒田较为方便的条件。所有这些,不能不意味着封建剥削的缓和以及封建束缚力量的放宽。因而,所有这些,也就刺激了一般农民的劳动兴趣,有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对于百分之三十五以上的客户,这次改革并没有给予他们什么,但也没有给他们双肩上添了什么。在缓和及放宽封建剥削和束缚的条件下能反转过来影响他们同其主人的依赖关系,并使这种关系进一步放松。因而,从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这次改革对客户也是有好的影响的。

      此外,对于一般商人小贩、各类作坊也有影响。在限制了大商人的活动,取消官府所加给的带有劳役性质的供应“义务”以及由此而来的额外勒索的情况下,一般商人获得的利润增加了,一些小贩的生活出路也较以前宽广了。国家各项专利事业的改进,特别是有关金属采炼方面的改进,使从事这些行业的特别是从事金属采炼行列的商人和作坊主,有了较为广阔的境地。应该承认,他们在这次改革中是得利的。

    小地主阶层在这次改革中获利最多,这就完全可以肯定,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主要是在代表这个阶层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改革的。

    这次改革对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历史的前进是起着促进作用的。这次变法,充满着矛盾,充满着斗争,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王安石变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表现了它的复杂的特殊性,它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的产物和这一矛盾的公开表现,又是在阶级斗争的影响、推动之下产生的。它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改良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但它又在阶级斗争影响、推动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劳动人民的要求。

    对于剥削阶级的上层建筑——国家政权的判定,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看它能否推动还是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多少推动或是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的,就是一个合理的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就是反动的,必须粉碎。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具有进步作用,之所以值得注意和被肯定下来,就在于变法派当权期间,它的若干政策和措施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性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全景,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之所以被称为保守的顽固的反动的势力,就在于他坚持旧的传统方法,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无疑是历史上一个进步力量的失败,虽然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的进步程度是极为有限的,但这次中世纪史上有名的变法的过程及其失败结局,证明了历史发展是充满矛盾运动,事物的矛盾和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王安石是站在地主阶级统治者的立场上进行活动的,但是,他的活动的若干方面,体现了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劳动人民的某些意愿。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著名改革家,他以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这样的称号同自己的名字联在一起,铭刻在中国的光辉历史上。

 

           论文参考书籍:《王安石变法》漆侠先生著

                                      《中国通史》

                                       《宋史》

                                       《史记》

                                       《资治通鉴》

                                       《中国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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